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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观察界7月9日讯（记者 王彦红）
民营企业的“万企帮万村”行动截至目前已经动员了2.65万个企业帮扶了2.1万个贫困村，投入460亿元，帮扶了380万贫困人口，这是一个重点工作。
中国的扶贫事业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战，而这场战役最后一个难啃的堡垒就是深度贫困区的扶贫。如果这块“硬骨头”能啃下来，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将迎刃而解。
深度贫困区这个概念，从国家层面主要被定位在“三区”和“三州”，人群也是三类。“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国务院曾专门发文并出台相关政策，国家发改委也对“三州”进行了规划。三类人群是指面上的三个贫困群体，主要包括因病致贫人群，特别是重病和慢性病群体、因灾和市场行情变化以后返贫的人员、贫困老人。“现在脱贫攻坚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不到四年，如果不抓紧早一点把深度贫困地区这个难题攻下来，到2020年就难以如期实现。”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7月5日举办的国新办“互联网+”社会扶贫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轮国家脱贫攻坚战存在几个“前所未有”：力度前所未有，全国、全世界对中国扶贫攻坚的关注度前所未有；老百姓的受益程度前所未有。他认为，类似被媒体追踪报道的四川凉山悬崖村，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高山峡谷地带比比皆是，需要下更大决心来解决。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秘书长、国家10.17扶贫基金主任蒋任重告诉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扶贫工作已持续几十年，一轮轮脱贫后，最后剩下的4000多万人口越来越难以解决。因为经济相对较好的区域，随着发展已经脱贫了，现在只剩下生态、地理、交通等条件较为恶劣，经济基础差的地区脱贫更难，所以叫做攻坚战。深度贫困区，指的就是需要脱贫攻坚的区域，这些区域常规的方法已经解决不了，所以现在提出精准扶贫。“此前的扶贫都是成片的，不合理的。现在剩下的贫困户必须明确到每一户家庭的情况，资金、项目的情况要落实到个人头上。深度贫困区不仅指贫困程度深，还应该是扶贫工作的精度深。”
可喜的是，中国扶贫展现出良好的政府、企业联动特点。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该单位已经动员了民营企业26500多家，对全国21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进行了工作对接。万达集团新闻发言人、高级总裁助理兼企业文化中心总经理刘明胜对经济观察报说，万达与贵州丹寨县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历时3年，总投入15亿元的万达丹寨三大扶贫项目已经全部落地运营，计划三年内帮助5万贫困人口脱贫。恒大集团扶贫办一位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恒大集团从2015年12月1日开始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计划三年无偿投入30亿元，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综合措施，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贫攻坚战洪天云提到的凉山悬崖村，是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支尔莫乡的阿土勒尔村，去年5月份因媒体的报道开始为外界所知。这个村处于美姑河大峡谷断坎岩肩斜台地，海拔1400多米，村里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其中接近村庄的几乎垂直的两条相连的藤梯长度约100米，这个充满危险的崖路上已有多人摔死摔伤。而该村仅是受到关注的一个村落，中西部山区这样的村子还有很多。“越到最后，脱贫难度越大。”洪天云说，“我们最困难的人群、最困难的贫困人口就集中在这些（中西部山区）区域。”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中国年收入23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2010年物价指数），到2014年底是7017万。十八大以来，每年减贫1000多万人口，到2016年底还有4335万。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秘书长蒋任重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剩下的4335万贫困人口因为地理、经济等原因，脱贫较为困难，所以应该有针对性地统计每个贫困户甚至是每个贫困村民的信息，精准扶持脱贫。国务院扶贫办针对精准对接做的工作之一是，扶贫办创办了社会扶贫网络平台——中国社会扶贫网，在中国6省（区、市）共11个地级市进行试点和拓展过程，目前共注册爱心用户10万个，贫困户连接上4万个，驻村干部管理员超过1万人。贫困户共发布需求5万件，对接成功1万件，对接成功率20%。
中国的扶贫事业可能还面临着少数“毒瘤”的侵蚀。2017年1月至3月，国家审计署组织相关特派办与地方审计机关，重点对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8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有105个县的11.34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信息不准确或未及时更新，有的已置办高档轿车、商品房等未及时退出，个别村干部在建档立卡中优亲厚友，通过分户拆户等方式将不符合条件的亲属纳入建档立卡对象，以此享受帮扶政策。
根据国家审计署6月23日的公告，扶贫资金在地方具体使用中尚需进一步精准聚焦，个别地方存在扶贫举措不实等问题。如教育、健康等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由于统筹整合使用不到位等原因，84个县形成闲置资金19.54亿元，有6.23亿元已闲置2年以上未能盘活统筹使用。
另外，审计署发现，抽查地区中，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要求未能有效落实，日常监管不到位，发生骗取套取、违规使用、借机牟利等问题3.81亿元；扶贫项目实施中因脱离实际等未实现预期效果，涉及资金3.3亿元。
事实上，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一直被列为严查的重点。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7月3日在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曾表示，要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雁过拔毛、强占掠夺问题，对胆敢向扶贫资金财物“动奶酪”的严惩不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万多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万多人。
民企注资460亿元在这场攻坚战中，民营企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司长曲天军在前述发布会上说，民营企业的“万企帮万村”行动截至目前已经动员了2.65万个企业帮扶了2.1万个贫困村，投入460亿元，帮扶了380万贫困人口，这是一个重点工作。这方面的代表，一是万达集团，与贵州丹寨县签订结对帮扶协议，投入14亿，计划三年内帮助5万贫困人口脱贫。帮扶项目今年7月3号全部投入运行。二是恒大集团，投入30亿帮扶贵州大方县，今年又决定投入80亿帮扶贵州毕节市所有的贫困县。
蒋任重说，中国的扶贫分为两大块。其中一块是政府扶贫，由国务院扶贫办牵头制定政策，财政拨付资金，纳入到政府的工作考核体系中。另一块是社会扶贫，扶贫办专门设有社会扶贫司，以政府的名义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作为国务院主管单位，主要任务就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而社会扶贫的力量主要是企业，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国有企业被归入政府扶贫中，每个央企都有自己的扶贫办公室，对口支援某个贫困县。”蒋任重说，民营企业的扶贫这一块，由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全国工商联，还有各省的扶贫办等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共同联系动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目前已有1000多家会员企业。
民营企业帮扶贫困地区的模式，以及模式的持续性，是扶贫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刘明胜对经济观察报说，万达选择了贵州丹寨县，通过包县的形式扶贫。包县扶贫是在万达多年成功包乡扶贫经验基础上的一次扶贫创新，可以结合企业优势，通过产业扶贫带动全县经济转型。经过深入调研，决策团队最后确定长、中、短期相结合的教育、旅游产业、扶贫基金三结合的扶贫模式。
据刘明胜了解，民营企业扶贫的模式，主要是根据企业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方式，集中在产业发展、教育、养老、帮助村民搬迁移民等。民营企业更多的是结合当地的产业特点，帮助当地农民做产业扶贫。刘明胜透露，未来万达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即承包四川广元市的7个区县进行扶贫。这个计划将在2017年年底之前对外宣布，投入资金比丹寨要高。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秘书长蒋任重告诉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民营企业为扶贫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大公司，根据自身的产业特点，来对接贫困地区，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事实上，企业最好的模式就是结合自身的产业或资金优势来做，比如万达是旅游产业，阿里是电商，恒大因为实力雄厚扶持中药材等产业。
恒大集团扶贫办一位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恒大集团从2015年12月1日开始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计划三年无偿投入30亿元，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综合措施，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为帮扶毕节市，公司计划再无偿投入80亿元，加上帮扶大方县的30亿元，共计无偿投入110亿元的扶贫资金。
“扶贫攻坚的核心在于产业支撑，通过发展蔬菜、肉牛、中药材和经果林等特色产业，为每个贫困户配备至少两个产业项目，并引进上下游龙头企业，帮助贫困人口就地脱贫。”这位负责人介绍，扶贫的另一个重点是易地搬迁，恒大针对住在深山老林里道路、水电不通，房屋不能遮风挡雨的贫困群体，实施易地搬迁进入新建的新农村，同时配备了家私家电等基本生活用品，同时每户配建蔬菜大棚、肉牛养殖、乡村旅游等作为“第二产业”。上述负责人说，恒大从全集团系统选拔组成2108人的扶贫团队，派驻到当地，直到2020年脱贫为止。
六年前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扶贫要求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彼时，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新标准的出台，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了1.28亿人。这个数字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
如今的中国，贫困人口已减少至4335万。按照洪天云的说法，越到最后，脱贫难度越大。因此，这场脱贫攻坚战似乎更具挑战性，但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力度、最受寄托的一次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