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二是次贷危机的风险根源不是综合经营，而是落后的碎片化监管。一些美国商业银行（如华盛顿互惠银行）遭遇困难，原因是传统银行业务的不良贷款，不是因为跨界从事证券业务；贝尔斯通、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实际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极少，风险仍源于其证券主业。而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之一，恰是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的监管规定，该规定基于分业监管的角度限制银行对活期存款的竞争，是货币市场基金等影子银行大量替代银行活期存款、快速扩张并滋生风险隐患的重要原因。
三是我国分业监管体制造成体制内金融压抑，才出现体制外风险失控。分业监管体制封建割据色彩浓厚，为减控辖内风险普遍实施严格的准入管制，体制内金融压抑把社会融资需求逼入地下，而监管部门对这些非监管部门批准的、体制外高风险融资活动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最终导致体制外金融“三乱”猖獗风险失控。
第三，限制综合经营不可能消除风险，只会产生新的风险。限制综合经营是典型的“以准入替代监管”的错误认识，限制业务准入不可能消除风险，金融机构在其从事的任何业务上都可能选择更高的风险，监管应重点关注如何降低风险动机，而不是忙于设置市场壁垒。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改革也主要是对监管规则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完善，并没有颠覆综合经营的大格局。1933年美国出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多元化经营，是基于对大萧条教训的错误认识。之后的拉美债务危机、储贷危机等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限制综合经营不可能消除风险。随着上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兴起，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终于认可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趋势。次贷危机后，《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规则）继续顺应综合经营的趋势，主要是调整综合经营的形式，加强风险防控。不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试图通过严刑峻法回到分业经营，只会导致更多的监管规避和风险行为。
三、以矩阵式管理充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优选择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这旨在避免机构整合的体制震动和成效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增强金融监管协调权威性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统一性穿透性的重大措施。会议同时明确了金融委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并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
从监管协调的国内外经验看，我国建立了金融监管协调联席机制和应对危机小组等议事机构，金融危机前主要经济体也设立了类似的顶层协调议事机制，如财政部、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局之间建立“三方委员会”。这些协调机制应对金融风险的经验教训表明，金融委如果只实现单纯的顶层协调，无法解决现行体制下分业监管不适应综合经营的根本矛盾，金融风险防控仍然无力无效。
一是单纯的顶层协调不能及时地应对处置风险。现代金融市场金融风险呈现出速生性、蔓延性、频度高、烈度强的特点，单纯的顶层协调以叠床架屋延长决策链条，信息的层层传递降低了决策效率，与及时决策、果断执行的风险防范要求不适应。同时，责任上移导致管理成本和失误由顶层机构承担，势必加剧监管机构的责任推诿。英国在本轮金融危机前，采取“三龙治水”的监管体制，也曾在财政部、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局之间建立“三方委员会”作为单纯的顶层协调机制试图加强信息沟通与协调。然而事与愿违，2007年，英国爆发北岩银行挤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未能通过“三方委员会”获得及时准确的日常监管信息，无法及时介入和救助，错过危机救助的“黄金时间”，信心冲击最终危及金融稳定。
二是单纯的顶层协调缺乏贴近市场的专业支持，无法保证决策科学有效。单纯的顶层协调机制下，顶层机构缺乏对金融市场、机构、产品、业务的专业与综合评判能力，仍然会依赖现有监管机构提供必要信息与政策判断依据，监管机构意见不一时势必成为更高层次的扯皮平台，相关信息“层层加工”之后，最终决策往往缺乏贴近市场的专业支持，科学性有效性难以保证。比如，2015年股灾期间，我国综合出台了若干救市措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部分举措明显缺乏专业性，与市场实际情况不符，对市场反应预期错误，不仅无法实现稳定市场的目标，还对市场流动性和信心造成负面影响，加剧救市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