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前不久我国就努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讲过多次。国家号召我们要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落实保护产权政策。然而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件非夷所思的企业产权纠纷案却一直存在了23年。
奇怪的事年年有，今年又有不同。中央电视台节目于1995年7月《焦点访谈》节目专题解说过“红帽子”企业，直到今天为止威海市风动机械厂的遗留问题未解决。当初在报道中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努力尽快解决问题。” 如今23年过去了，我们接到当事人的申诉材料。一个在中央党媒权威报道之后，23年来仍未能解决的奇事，呈现到我们面前。
1988年，当事人王忠安办起了民营企业鲁威电动机械厂，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厂房1500平方米，设备30多台套，厂里有工人近40人。1991年3月，王忠安摘掉了鲁威电动机械厂的民营企业招牌，挂靠市科技馆，更名为威海市风动机械厂，形式上搞了承包经营，每年上交管理费三万多元，其它一切不变。这期间生产经营有两年，后来，上级主管单位市科协假戏真做，依据承包合同，免除了当事人王忠安的厂长职务，把厂子收归科协所有，于是这个假戏真做的挂靠企业的事情公之于众。
1995年7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假戏真唱引出的官司》播出，并希望威海市委市政府尽快解决。然而23年过去了，官司还在打，厂子依然没有收回。当事人原威海市风动机械厂厂长王忠安送来了当年的央视《焦点访谈》的节目视频，我看了以后，深感诧异，原来焦点在于“红帽子”就是不能摘。
明明央视的权威采访报道，方方面面都确认说是私营企业戴“红帽子”，有政府计委科长，有工商局分局副局长，还有税务局科长，特别是这位科长对企业戴上“红帽子”还是要按私营企业交税，值得一说。
对企业戴“红帽子”的始作俑者威海市科技馆和威海市科协这两个单位的领导，在央视《焦点访谈》采访中，对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的事都非常清楚，科技馆当年的馆长阮熙昌对央视记者叶晓林说，“他这个企业干得怎么样，盈利不盈利我不管，他这企业是个人的，我只要他每年按年管理费三万元交给我们馆。”在这个视频中，威海市计委科长初明起、工商局环翠区分局副局长徐强民都接受了采访，确认这个企业就是民营企业，徐强民曾把威海风动机械厂的牌子摘除过。
这里为了方便，特将原来的录像全部转换成文字，结合视频照片，来展示当年的情况。
视频如下：
《焦点访谈》：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近年来一些个体企业挂靠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名下的进行经营。这种不合法的做法，在一段时间里给某些个人和单位带来的好处，但是这也造成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另外的一些参与这种合作的经营者，最后也尝到了自己亲手酿下的苦酒。
山东威海市科技协会主管的威海市风动机械厂成立于1991年3月。原厂长王忠安个人投资创办的一家私营企业，后经市科技馆去协商，将其重新注册为集体企业挂在市科技馆名下，然而两年多来围绕着他的企业性质和产权归属，市科协与王忠安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案一直没有解决，了解此事的厂里的干部职工也深深感到困扰。
原山东威海会计师事务所原所长王家祥：
1991年3月，威海市科技馆办了个风动机械厂，开业，必须办理验资手续，科技馆是委托我们给他办的。我们给他办了手续。
威海市计经委初明起科长：
这个企业的产品比较好，很有市场，职工积极性比较高，我们市计委对这个事情进行研究，和工商协调，工商呢也为企业取了名称，出具了证明，我们对企业做了审批手续。
《焦点访谈》：尽管这个审批手续齐全，合乎当时的规定程序，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些手续是个体户王忠安和科技馆原负责人阮熙昌用欺骗的手段办下来的。
央视记者叶晓林：“你们在办企业的时候，出具哪些不真实的证明呢？”
原威海市风动机械厂原厂长王忠安：
“第一个，市科技馆，他的报告呢，全都是不真实的，第一个是企业资金自筹，这个是不真实的。第二个是审批的是集体企业，人员、资金和场地都解决了，全是假话。一个都没有解决。”
威海市科技馆原馆长阮熙昌：
“办这个厂，我们搞了些公文，现在来讲呢，这些公文呢，并不是真实的。要受批评呢。但是当时那个时候…….”
央视记者叶晓林：对于当时采用不正当的段，阮熙昌并不否认。他们这样做，名义是为了办集体企业吗，实际上是收了管理费。
央视记者叶晓林：“王忠安办的这个企业，是科技馆自己办的呢，还是挂靠？”
中间人徐学敏：“是挂靠，科技馆没有运作资金。”
原威海市科技馆会计徐燕：“就是有哪么一天，领导召集科技馆人员，说我们准备办个厂子，就是收点管理费，对我们大家有好处。”
原威海市风云机械厂厂长王忠安：“我搞这个企业，挂个集体招牌，企业呢，信誉度比较高，可以享受集体企业的政策，比如说免税呀。还有工厂管理呀，所以我和科技馆签了这个协议。”
央视记者叶晓林：“科技馆当时是什么态度呢？”
原威海市风云机械厂厂长王忠安：“科技馆当初是为了创收。”
威海市科技馆原馆长阮熙昌：
“这个企业产品是现成的，用户也是现成的，他本来手里有一个厂，叫鲁威电动机械厂，他把那个牌子摘掉，我给你搞个牌子，你一年交我三万块钱的管理费。”
央视记者叶晓林：“双方办这些手续，一个是想要在税收方面占国家的便宜，一个想收点管理费，用集体的牌子，中间收点管理费，就不奇怪了。王忠安在经营企业的两年多时间里，享受了国家近十万元的免税优惠，而且为企业产品打开了销路。而科技馆呢，市科协呢，在厂里报销了按财务制度无法报销的费用。国家因此吃了亏。”
山东威海地方税务局科长张波：“企业如果有什么困难，名单上有，有什么情况，享受什么待遇。可以减免。”
央视记者叶晓林：“他们这个企业免过税吗？”
张波：“他好象免过两年企业所得税。”
央视记者叶晓林：“你们到企业报销的是什么费用呢？”
山东威海科协副主席于湖：“就是到厂里报了沙发钱。再就是我们科协到东北买了两个奥迪车，当时在东北呢，请的客，送的小礼品，因为我们机关不能报销，就委托他们报。”
央视记者叶晓林：“这个大概多少钱呢？”
山东威海科协副主席于湖：“大概两三千块钱吧。”
原威海风动机械厂会计丛秀梅：
“风机厂成立不久市科协和科技馆就来厂里报销。大概一年三万七千块钱。王厂长说，你先给他们报销，然后用管理费来顶帐。”
《焦点访谈》：这种挂靠式经营，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混乱。
威海市劳动局工资福利科周文彦：
“这个企业年度调整工资是我们做的。”
威海市工商局环翠分局副局长徐强民：
“1991年上半年，我和我们所的工作人员前往该企业年检，发现该企业原有的营业执照已经不存在，墙上挂着的是威海市风动机械厂的营业执照，我就询问当时厂里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我们早就变了。我说，你们变了我们应当知道。你们原营业执照应该注销。”
《焦点访谈》：厂里的名义主管单位科技馆对厂子的生产经营丝毫不关心，只关心是否拿到管理费。
威海市科技馆原馆长阮熙昌：
“企业的盈和不盈跟我们无关，这是你的企业，我们只关心你一年要上交我们的管理费。”
央视记者曲长缨：“这个企业是怎么和科技馆签上协议的？”
原威海市风云机械厂厂长王忠安：“企业共和科技馆签了两份协议，一份是91年2月21日，另一份是91年2月27日的。其中，后一份协议是为了应付工商和税务的检查，以及其它主管部门的检查。”
《焦点访谈》：
王忠安和科技馆也担心这种做法被人知道，为了应付各种检查，明明科技馆分文不出，厂子是王忠安自己的，但是他们也与企业签订承包合同，到了1993年，市科协竟然弄假成真，根据承包合同下了个文，把王忠安的厂长免去，宣布厂子归科协所有。在争执和纠纷中，办挂靠企业的内幕也公之于众。
山东威海市科协副主席于湖：“后来有个判决意见，解除王忠安的承包经营合同，一切资产、包括债权债务全部归科协。”
《焦点访谈》：目前此事已经受到威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方面正在对这一经济纠纷做出深入的调查，力求做出公正的结论。计划、工商、税务等主管部门都引起注意，力求使这类事件不再发生。
央视记者曲长缨：“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厂是个体户在搞呢？”
威海市计委初明起科长：“这个我们不清楚。”
央视记者曲长缨：“如果他们讲是挂靠关系，手续你们还能给他们办吗？”
威海市计委初明起科长：“这个是不能办的，这个国家有规定。”
原山东威海会计师事务所原所长王家祥：
“现在规定是必须是自有资金，当时是银行借贷资金、借入资金也可以。”
威海市工商局环翠分局副局长徐强民谈这家挂靠企业时说：
“申请的文件是虚假的，申请的投资是不真实，这样的企业不能注册。”
央视记者曲长缨问原威海市风动机械厂原厂长王忠安：“你们应该从中吸取那些教训？”
原威海市风动机械厂原厂长王忠安：“作为我们，不能贪图小便宜，该怎么就怎么，我们的行为也给税务部门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央视记者曲长缨：“但愿人们能从王忠安的一番话中吸取教训。”
《焦点访谈》：本想假戏真唱，从中渔利，但不想到弄假成真，形成官司。一场经历了两年的官司还没有结束，当然法院会做出公正的裁决。个体企业挂靠在国有或集体名下经营，自然是双方均有利可图，除了一部分会发生矛盾，散伙之外，相当一部分都会相安无事，但是吃亏的总是国家。
好，感谢你收看焦点访谈，下期再见。
看过这个节目，我不仅深感纳闷，究竟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一个纯而又纯的企业“红帽子”的简单问题，两份阴阳合同，经中央权威党媒报道以后，这个企业的“红帽子”问题居然23年之久都得不到解决？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在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遗留问题会拖延这么久？如何才能让问题解决？央视《焦点访谈》中说的问题，“此事已经受到威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方面正在对这一经济纠纷做出深入的调查，力求做出公正的结论。计划、工商、税务等主管部门都引起注意，力求使这类事件不再发生。”但是这个问题到了法院手中，就出现了不问青红皂白，只想到如何维护集体企业的利益，不顾真相，不顾事实，做出了一次又一次错误判决，一共是十二份裁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一拖就是23年。
我得出了如下分析：
当时的威海市委市政府是说了解决，但把这事就当成法院的事，对裁决的结果没有过问。在这里，我们的有些部门确实是庸官与懒政当道，如果过问一下，市发展改革委、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局与科技协会几个单位坐下来，大家都认可的事，情节也丝毫不复杂，问题早就解决了。
结果是，这个企业主管部门都说是“红帽子”企业(法院庭审笔录中有科技馆确认“红帽子”企业的详细表述)，到了法院审理时，律师就把那个阳协议当了真，法院也当了真，以致真相就被这样埋没了。王忠安的私人企业在戴“红帽子”两年后就被威海市科技协会没收了，工厂里的几千平方米的厂房、40多台套设备、几年积累的技术骨干，全部的市场开拓能力，辛苦积累的声誉，就这样全都没有了， 23年的上诉路也走得异常艰苦。
现在已经是2019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项政策，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形障碍，坚决罢免庸官、坚决清除懒政，促进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多更好更快发展。我的建议是：
1、虽然那是23年前的事，物是人非，当年应负责任的人大部分也退出现职。建议威海市政府从这个企业活生生的案例中吸取教训，不要再让庸官主政，不要再让懒政存在，为人民办事不能失职渎职。
2、建议市发改委、工商局、税务局、科协、科技馆召开联席会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开展行政执法纠错，对这个“红帽子企业”的遗留问题进行解决，不要留下世纪遗憾。
著名评论员马进彪：摘除“红帽子”企业需要历史担当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曾专题解读过“红帽子”企业，那期焦点访谈的标题是《假戏真唱引出的官司》。
事情是样的，1988年，当事人王忠安办起了民营企业鲁威电动机械厂，虽然发展很好，但是当时的市场环境不宽松，民营企业的空间狭小，要想争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国营企业平等竞争，就得想法挂靠国营企业，搞一个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牌照。于是，就有了1991年王忠安的鲁威电动机械厂签订了两份协议，俗称“阴阳合同”，摘掉了民营企业的招牌，挂靠于山东省威海市科技馆。当时民营企业戴“红帽子”成了一种时尚，众多“红帽子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搞活了市场，也壮大了自己。
当时的主管部门是怎么想的呢？威海市科技馆为何愿意将一家民营企业纳入到自己的旗下而成为一个“红帽子”企业呢？当年科技馆馆长阮熙昌对央视记者所说：“这个企业干得怎么样，盈利不盈利我不管，他这个企业是个人的，我只要他每年交三万元管理费给我们馆”。
在央视记者采访过的计经委、税务局、工商局领导人都说，这个“红帽子”企业实际上是个人的，这位当时的科技馆长对央视记者说，他是“唯心地办了一些事”，使得有这样的红帽子企业存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于民营企业的政策越宽松，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企业产值与效益越来越好，民营企业的腰杆也越来越硬，也不再需要“红帽子”保驾护航了，民营企业已经同步发展壮大起来，成了与国企平分秋色的参天大树，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和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这样“红帽子企业”才逐步淘汰出人们的视野。
在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民营企业之所以能逐步摆脱束缚，在绝大多数领域强劲发展与蓬勃增长，在市场上开疆拓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令社会刮目相看。而这一切的变化，都应当归结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利好政策，归功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民营企业靠自己的拼搏奋斗，才使自己终于获得了自立自强、与其它各类企业的同等待遇。
可以说，在当今这个大背景下，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光荣的合理的存在，它再不需要挂靠于谁，更不情愿当谁的“提款机”。但是在当年，当事人王忠安因为一纸形式上的与威海市科技馆的挂靠关系，想摘掉已经戴在头上的“红帽子”，回归到纯粹民营企业的根本属性。但挂靠容易，脱钩难，科技馆终于下文免掉王忠安的厂长一职，利用“红帽子”企业的一份阳合同，无偿占有了王忠安赖以谋生的个体企业。
于是，王忠安与威海市科技馆的企业财产之争到了法庭。威海市科技馆方面领导根本不上法庭，找个律师就说是承包企业，在阴阳合同中，只承认一份阳合同，虽然王忠安拿出了明明白白地另一份挂靠协议阴合同也无济于事。虽然王忠安在企业资产方面都有着不容辩驳的所有权，科技馆在法院庭审笔录中确认其资产所有权归王忠安，但是当地的法院在政治气候不利于民营企业的情况下判决了王忠安败诉。期间虽然有几番波折，几次跌宕起伏，但是通过法院还原事实真相的想法失败了。科技馆下属的“红帽子”企业在后来用土地搞房地产开发，所有的厂房和土地变成了人们的住房和商铺。
诚然，人们对于法院的判决，社会应当给予最大程度的尊重，但是在社会还将民营企业视为填补社会经济的边边角角的时候，民营企业的权益还是得不到维护，法律也不例外。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民营企业越来越发展，“红帽子企业”退出历史舞台，民营企业才获得应有的尊重。
观察一个地方的法律环境究竟如何，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考量维度，那就是在法律框架内化解了多少现实问题，这也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唯一维度。因为，政策的另一面还有一个强势存在，那就是来自政府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救济与扶持。
当地政府如果能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维度，解决这个典型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那便是地对当地经济环境最好的梳理。政府可以使用权力救济解决民营企业的问题，然后对“红帽子企业”本不是自己资产的事实进行清理，还历史本来的面目。政府给民营企业吃一个定心丸，这个经历了23年的“红帽子”的企业纠偏，将给所有的投资者一个信号，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将神圣不容侵犯。如果有这样的举动，我们要为当地政府的行为点赞，也意味着当地的法律环境和经营环境更上了一层楼。
当地政府如果能拿出这种救赎的勇气和智慧，更加体现了官员们热烈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响应时代的召唤，履行着保护民营企业的一种责任，这就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
（作者李开发，著名法学家，法学博士。先后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研究机构工作，现任人民日报《民生周刊》杂志法律专家委员会主任。
李开发从事法律工作近四十年，经手各类案件逾千件，是2008年广州许霆ATM机取款案一审的纠正人，该案一审无期徒刑判决后，李开发在中央台直播中国节目中作嘉宾点评此案，提出该案不适用《刑法》，应适用《民法》，应给予无罪判决，该案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重视，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法律专家论证会，邀请全国十五家大学的法学院长在人大开会，最高法院派出两位大法官旁听会议，会议赞成李开发提出的无罪建议，此后该案最终以有期徒刑五年、不到半年释放的大反转而告结束。
李开发积极纠错2009年何鹏盗窃金融机构案。何鹏案2001年发生，与许霆案相似，这个案件中何鹏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牢房中已服刑8年，许霆案被纠错以后，何鹏的父亲何见贵找到许霆的父亲许彩亮，许彩亮将其介绍到李开发处，李开发组织中国法学讲坛专题讨论此案，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派记者报道，并将案卷与专家研讨会资料送至云南高院，于是云南高院裁定立即释放，于是何鹏得以于2010年1月16日凌晨走出监狱，享受阳光。
李开发接手中国信达资产的官司，该公司与新疆国投公司的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案，此案打了三年官司，没有结果。李开发组织中国法学讲坛专题开会，进行深入研讨，众多法学专家一致反对关联交易，并把证据和专家发言全部上网，数十家主流媒体报道和现场直播，此后，中国证监会果断出手查处，新疆国投向向中国信达资产低头认错，赔偿股本金、利息与违约金等，算是大获全胜。
此外，李开发还经手许多知名大案都取得了关键的进展，为我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