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王春英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以上提问时表示，过去几年，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对全球汇市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了不同影响。
第一个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明显分化。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失业率持续下降，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启动加息；由于经济依然低迷，欧元区、日本等经济体央行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这种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方向上的较大差异，导致美元汇率出现较快升值，我们看到2014年下半年到2017年初，美元指数从80左右升破103，最高涨幅近30%，使得新兴经济体在这一阶段普遍面临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
第二个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同但进程有所不同。从2016年起，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开始好转，欧央行开始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逐步降低购债规模，并计划在未来停止购债。2017年后，欧元区政治稳定性有所增强。同时，英国、加拿大等国央行开始加息。在此情况下，市场对欧元区等经济体复苏和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增加。对美国政府政策的期待有所减弱、更趋理性，总体上压制了美元的升值势头，2017年美元指数回落9.9%，这期间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明显缓解，我国跨境收支也趋向基本平衡。由此可见，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在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传导效应，对国际汇市和资本流动的影响也不一样，目前的情形仍有助于中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未来如果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将是必然选择，但对我国的影响依然可控。”王春英表示。
第一，此次全球经济复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还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将是温和、渐进的过程。
第二，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不同，将会继续对美元汇率形成下行压力。如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进程已经进入后半段，欧元区等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刚刚开始，这也能够避免全球流动性过快收紧。
第三，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较好，金融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市场主体对美联储等货币政策调整的适应能力和应对经验进一步提升，有助于积极化解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因此，总的来说，对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需要客观分析、密切关注，当前我国国际收支运行状况也能够更好地适应有关变化。”王春英对记者表示。
继续支持金融市场开放
近期，外汇局为了呼应国家金融扩大开放的政策，时隔36个月重启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额度审批。王春英指出，今年对于中国来讲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外汇管理部门一定会坚持做好各方面工作：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维护外汇市场稳定，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从外汇管理政策角度来说，可以把它具体解读为几种内涵：一是适应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需要，支持外贸创新发展，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健全更加开放和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和便利化的程度。二是强化外汇市场监管能力建设，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市场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体系，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外汇管理法律法规，强化国际收支统计基础，打造数字外管平台，构筑安全外管体系。四是加强外汇储备的运营能力建设，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确保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关于资本市场开放，王春英称，会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在这方面会持续推进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开放，完善债券通，研究沪伦通，支持沪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完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DII等外汇管理制度。积极支持国内有能力和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优化金融服务和营商环境，促进外商来华投资稳定增长。同时，我们还会健全开放和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