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拉加德：波动性是经济状况改善的体现，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显著的经济增长，宽松的金融情况和低波动性。我认为，当经济状况改善时，市场上的各方都需要习惯于这种新的波动性以及一个货币环境收紧的系统，市场目前运行良好，流动性充足，我们已经不再处于危机后初期的低波动率、低增长、量化宽松的环境了，我们已经向着一个新的时期迈进了，所有人都需要适应这一进程。
IMF：应对制造业就业下降 最佳政策不是补贴制造业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还关注到一个现象，受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驱动，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出现下降，这在发达经济体尤为显著。人们开始担心，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消失将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此外，贫穷国家如果不能经过一个制造业吸收大量就业的发展阶段，可能会一直远离全球收入的前沿。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认为，服务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生产率增长。因此，最佳的应对政策不是抵制市场力量和补贴制造业，而是着眼于提高经济整体生产率，包括降低服务业的贸易壁垒。
杨燕青：IMF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关于结构转型，一些观点认为制造业份额扩大有助于生产率提高，当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时，由于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会承受压力，IMF的观点是，并非如此。这个观点很有趣，你如何看？
拉加德：我们的这章内容关注传统就业和人才，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又转向服务业的进程，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结构转型很有可能发生得非常迅猛，以至于直接从农业转向服务业，并不一定会遵循先转移到制造业的顺序，这是第一个结论，与第二个结论完全相符。而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服务行业能够提供显著的生产率上升。借鉴这一经验，世界上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开放，充分自由化其服务业并消除服务业壁垒前，无需过于急迫地发展其制造业。
杨燕青：服务业和制造业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如同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所宣示的，中国将更快地推进开放，包括服务业的开放。IMF长期向中国提供建议，在你看来，中国目前还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应对？
拉加德：中国已经很好地处理了一些关键挑战，但中国还需要继续解决各种挑战。其一，控制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的信贷，其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问题，确保它们拥有竞争力，并高效运转，以及不对国有企业进行过度补贴。其三，如同我上午的演讲中提及的，中国需要弥合若干缺口，从而变得更加开放。首先，中国存在金融领域的“数字缺口”，如果中国能够弥合数字缺口，如果越来越多的妇女能够参与到金融部门，经济就能够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这将带来更多增长。其次，在监管领域，也有些缺口需要去填补。当你允许金融科技大规模发展时，你突然意识到有些行为没有受到得当的监管。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出于好意，则问题不大。但如果（金融科技部门）存在心存恶念的人，这就会成为一项风险。系统性风险需要被提前预期并采取行动，“监管缺口”需要得到填补。
杨燕青：只要金融科技是一项金融服务，它就需要如同金融行业那样受到监管，你是这个意思吗？
拉加德：我的意思是，既存在好的金融科技，也有黑暗的金融科技，好的金融科技需要被鼓励。它们能够促进交易，降低成本，减少中介环节，给更多人赋权等。但金融科技同样存在黑暗的一面，例如加密货币会被用于洗钱、为恐怖主义融资等，同样的，你也不希望发生“庞氏骗局”，而这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会很活跃。因此，金融科技的黑暗面需要建立起合适的监管体系。第三个缺口是“创新缺口”，过去，创新仅仅存在于少数一些国家，而如今，创新已经大幅扩张至日本、韩国、中国，大部分机器人都由这几个国家制造。因此，创新缺口正在弥合中，也需要进一步弥合，只有当贸易持续时，这一弥合进程才能不断推进，因为贸易是科技分享的助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