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调研报告认为，总体看，政府降成本目前面临着高成本时代降成本的有限性，成本全面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创新能力不匹配性，降成本与防风险的矛盾性，成本转化增值的低效性等方面的难点。
“与阶段性、短期性的降成本政策相比，实体经济企业健康发展更需要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推动物流模式创新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等方面。”刘尚希说。
统筹兼顾眼前和长远发展需要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绝非一次性的短期任务，需要统筹兼顾眼前和长远发展需要。”刘尚希强调。
良好的社会预期，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基石。调研报告建议，当前各项政策要发挥预期管理功能，增加社会资本投入政策预期的确定性。
比如，税费政策信号要清晰，保持战略定力。要充分考虑税费政策稳定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给民间投资服下政策的“定心丸”，将微观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
“在宏观层面，在年度预算编制和中长期财政规划中确定好减税降费规模。在微观层面，要在事中事后做好减税降费的政策评估，跟踪考察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刘尚希说。
调研报告强调，放水养鱼的政策导向应坚持，千方百计减轻企业不合理的税费负担，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实体经济发展能力。地方债务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存量规模，出于防风险的整体考虑，依靠扩大赤字、债务来进一步降税费，会扩大整体风险。因此，要进一步降税费，就必须减少支出规模，至少不增加支出规模。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也认为，应该以政府支出的减少来支撑降成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节用裕民’，这就是降成本的辨证关系，如果把裕民理解为给企业降低成本，节用就是政府削减支出。”他说。
“通过打破支出存量固化，调整支出结构，也可达到减支的目的。打破支出存量固化，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另一方面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加快转移支付改革。”刘尚希说。
在融资成本方面，调研报告认为，当前各方反映企业融资成本高，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与实体企业之间的“经络”不通，金融与实体企业没有实现良性循环。一方面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融资环境恶化；另一方面，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风险剧增。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疏通‘经络’，才能既遏制风险，又能从根本上降低融资成本。”刘尚希说。对此，调研报告提出了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鼓励组建政策性或社会资本发起参与的中长期信贷机构、积极发展区域性金融组织、推进中小微企业征信体系建设等建议。
调研报告认为，对于降成本而言，最终需落脚到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上来。推动企业降成本的根本路径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激励机制，让企业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