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一是推动要素自由流动。近年来城镇化步伐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开，农村土地流转开始试点，土地使用形态的市场化配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一些低效种植地区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善。2017年库存较多的玉米种植面积调减了3.6%，豆类播种面积增长了6.7%。农民虽然辛苦一些，但杂粮、豆类价格更高，收入获得改善。但也应当清醒认识到，束缚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还很多。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一些城市以户口限制车子、房子、学籍的做法仍较为普遍，不仅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也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效果。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是具有收入分配改善效果的。201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7，连续两年上升，虽然幅度很小，但说明尽管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实际上人口自由流动仍有障碍，因此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应当考虑去除户籍附带的种种福利，推进“租购同权”，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购房者享有同等待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改善收入分配，降低劳动力成本。
二是推进简政减税降费。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大力气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成效固然显著，但从国际对比看，我们的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下一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是要把握好具有外部性事项的处理，确保“好事办好”。在减税方面，2017年全年财政收入17.3万亿元，增长7.4%。这一增长是具有减税效果的。如果财政收入与10.5%（6.9%+3.6%平减指数）的名义GDP增长同步，全年财政收入应为17.8万亿元，比实际收入多出的约5000亿元体现了减税效应。考虑到财政收入增长与PPI的关联度更高，如果按去年6.3%的PPI估算，上述测算的减税幅度还会更大。这说明我们的减税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8%，PPI上涨6.3%，CPI上涨1.6%，说明压力向中下游逐步传导，税收虽然更多地来自前端，但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是有限的。进一步分析，仍有减税的空间，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避免个税异化为“工薪税”，形成逆向调节。在降费方面，对于缺乏上位法规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类的收费项目，目前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全部清零，但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一类“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应当作为下一步降费的工作重点。
三是加大民间投资保护力度。2010年开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以消费驱动为主、投资拉动为辅的拐点。实际上，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从国际经验看，后发的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投资、高增长阶段。从我国实际看，虽然近年来居民杠杆率增加较快，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幅仍然高于消费增长，说明储蓄仍在增加。今后，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要求，居民杠杆率会稳步下降，我们还可以维持一定水平的储蓄率，这为保持可观的投资增长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在政府集中投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以加强对产权和契约的有效保护以及提升司法公正为重点，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确定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四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高擎全球化的大旗，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落实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承诺，继续扩大其他领域市场准入。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总结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上述要素流动、简政放权、保护民间投资、扩大开放等领域的一系列工作如果到位，我国的营商环境会进一步改善，我们也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水平。
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重点说，是因其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当前，我国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另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仍同美国十年前的场景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